□黎泽高

红花套城背溪遗址出土的陶釜

一般说来，文化或者说原生态文化是有民族属性的。所以深入挖掘和整理一个地方的土著文化，对于甄别这一地方的土著居民的民族属性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本文拟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在纷繁复杂的古代文化面貌中，分缕出宜都的土著文化面貌，试图回答宜都土著先民的族属这一疑惑难解的历史问题。

宜都历史的开端始于20万年前的“九道河人”。那时的人们住在山洞里，仅能打制一些简单的石制工具，加上离我们今天实在太遥远 ，所以他们所创造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不在我们的叙述之列。

如果说＂九道河人＂的生活显得孤寂单调，那么历史发展到距今1万年至4100年左右的新石器（磨制石器）时代，居住在宜都的先民们可就热闹起来了。经考古调查，仅在宜都境内的长江边，就发现这一时期的村落遗址多达18处，其中有13处经过了文物考古部门的发掘。我们把发掘的13处遗址按时代早晚顺序分三个阶段叙述如下。

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1万年至6000年左右，发掘的主要遗址有6处，即红花套镇吴家岗村的城背溪遗址；陆城的花庙堤、栗树窝子、孙家河遗址；枝城镇的金子山和枝城北门遗址。这6处文化遗址于1983年10月至1984年5月由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宜昌地区博物馆和宜都县文化馆联合发掘。出土了大批经过打磨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器具。陶器的制作方法还比较原始，多采用泥条盘筑等手工制作方法，器内往往凸凹不平。陶土内夹砂、夹炭，有的夹有蚌壳末。器物表面拍印绳纹，也有刻划纹，有的还戳印镂孔。器类有釜、罐类的炊煮器，钵、盘类的存储器和杯、碗类的饮食器。另外，在城背溪遗址内还发现了栽培稻（粳稻）。中央电视台1991年12月18日晚间新闻以《湖北省枝城市发现我国最早的栽培稻谷》为题进行过报道。

经碳-14测定，以城背溪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群年代在距今7500年以上，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1987年8月7日《湖北日报》发表文章说：“城背溪文化遗址是迄今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把长江流域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连成了一线……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由此，考古学界把长江中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命名为“城背溪文化”。

城背溪文化之后，历史发展到距今6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我市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母系氏族的村落遗址，即著名的红花套遗址。该遗址位于红花套镇杨家畈村，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1973～1977年，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长江水利委员会）考古队主持，联合全国50多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发掘。发现房子25座，灰坑306个，小孩瓮棺葬21口，大型石器制造场2座，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修复完整陶器600余件。这个村落的人们在长江边采来河卵石，采用打制、磨制、琢制、切割、穿孔等多种技术，制造出了精美的石器。他们学会了用轮旋技术制造釜、罐、钵等多种陶器。为了器物美观，他们还在器表涂上红色陶衣，有的用颜料在器表绘成彩色图案，有的还雕刻、戳印或压印各种花纹。遗址内还出土了一批甚为精美的陶塑动物、陶球、陶铃和陶珠等工艺品。

红花套氏族的先民过着定居生活。所发掘出的25座圆形或方形的房子多为平面建筑或半地穴式，用竹、木、草搭成墙壁，用草拌泥糊墙。为防潮保暖，用火烧干墙壁和地面。在房子内发现有大量稻草、谷壳、骨鱼钩、石箭镞、兽骨以及陶、石纺轮，说明当时除渔猎外，还从事种植业和手工业生产。遗址的整理者根据出土的众多石器和石器废料，认为这个遗址属于大型石器制造加工场，不排除将这里的石器供应周边地区。

当人类即将跨入阶级社会前夕，也即距今5000～41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市的长江、清江沿岸，出现了陆城的石板巷子、茶店子、鸡脑河；红花套镇的墩石板、向家沱、毛溪套；五眼泉镇的王家渡；枝城镇的双族庙、白水港渡口、蒋家桥、三里桥等一大批村落遗址。1983～1984年发掘了陆城清圣庵的石板巷子、三江村的鸡脑河、茶店子；五眼泉汉阳坪的王家渡和枝城白水港、蒋家桥等6处遗址。出土的器物较早、中期有了很大进步。石器均为磨制，以小巧玲珑、精致为特色；制陶普遍采用了轮旋和抛光技术，器物规整、器表光滑，很多陶器表面所施黑衣闪闪发亮，并且出现了蛋壳薄陶，表现出了高超的制陶技术。

宜都如此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为集中地反映出了宜都乃至鄂西土著文化的悠久传统。撇开不易损坏的石器不说，仅就陶器特别是使用频繁而又容易破损毁坏的炊器而言，也是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从城背溪的先民开始，便以釜、罐为炊器（兼有支座）。这一传统炊具直到今天都有踪迹可循。比如农村现在仍然可见的被称作＂煨子＂和＂三架子＂的炊具就是例子。所以我在《江汉考古》1991年1期上曾撰文说:＂枝城市的新石器文化面貌，较为集中地反咉了鄂西地区土著文化的悠久传统……夹炭陶和釜为主要炊器，这一土著文化的两大标志几乎贯穿这里新石器文化的始终。＂（见《枝城市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述》）

一般说来，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只要其成员没有灭绝，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也不会绝迹。当历史进入先秦时代以后，宜都境内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反常的现象，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密集的大型村落遗址突然不见了，先民所创造的具有传统风格的炊煮器、存储器、饮食器也难觅踪影；这与其后的两汉三国时期繁荣的文化面貌也大相径庭。

截止到目前，在先秦时期的1000多年间，宜都境内只断断续续地出土了4件青铜器收藏在宜都博物馆：一件是1979年在五眼泉王家渡出土的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罍；一件是1982年5月在枝城港务局石鼓煤场出土了一件春秋楚式剑；第三件是1988年4月在市中药材公司住宅楼地基中出工了一件战国秦式铺首衔环壶；第四件是1985年9月20日潘家湾熊渡四组叶定林在房后取土时挖出的战国虎钮錞于。（资料见1989年第9期《考古》）。

商代青铜罍（王家渡出土）

另外，清光绪十年（1884年）在宜都城西二十多里处还出土过一件青铜重器“王孙遗者钟”。钟上铸有铭文117字，记录钟的主人是楚康王时的令尹子南，即王孙遗者（诸）。子南是楚庄王的儿子，楚穆王的孙子。楚康王八年任令尹。这件钟出土后被工部尚书潘祖荫收藏，潘死后被湖广总督端方购买，约在1936年左右由北京古玩商＂尊古斋＂老板卖出国外，现收藏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有说由美国人布伦戴奇收藏的）。

这一历史现象该作何种解释？其实，只要弄清宜都土著文化的族属，弄清夏商周三代鄂西地区包括宜都的战略大势和宜都所处的战略位置，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林春，从1976开始就驻于红花套，负责长江流域的文物考古工作。她在《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2期）中说，两湖平原的炊器主要是鬲，而不是宜昌地区的釜，两者显然有着不同的这一文化类型的发展道路……而川东（现重庆）丘陵一带，是一个与宜昌这种文化类型有一定关系的文化类型。与当阳赵家湖、江陵纪南城等地所代表的楚文化内涵决然不同……因此，宜昌这类文化类型不可能是楚文化产生的直接源头。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杨华在《从鄂西考古发现谈巴文化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95年1期）一文中说：＂早期的巴文化遗址当以鄂西的宜昌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宜昌地区则又与长江沿岸的秭归、宜昌、宜都最为集中。主要遗址有……宜都的红花套、古老背、毛溪套、向家沱、吴家岗、鸡脑河、城背溪、石板巷子、莲花堰、白水港等遗址。＂据武汉大学王然教授的研究与分析，认为巴文化很可能起源于鄂西宜都石板巷子遗址。＂（见杨华上文）。

行文到此，我们有理由说宜都的原始文化是早期巴人创造的。夹砂、夹炭、夹蚌壳的饰绳纹的陶器和以罐釜为主要炊器是早期巴人文化的两大标志。

虎钮錞于（潘家湾熊渡四组出土）

如果宜都的土著文化是土著巴人创造的，那么进入先秦时代以后，为什么早期巴人创造的原始文化又踪迹难觅，发现的青铜器具除了巴人的虎钮錞于以外，既有中原的，又有秦人、楚人的？这与宜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大势不无关系。夏商周三代可以说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夏有部落冲突，商有城邑之战，周有诸侯国之争。夏商和＂九夷＂之间利益之争从未停止。商汤伐夏桀，武丁伐鬼方，周昭王三次南征荆楚。巴人主要活动于鄂西和重庆东部，早期参加武王克商，商代早期楚人南下到江汉平原以后，巴与楚发生了多年的战争：楚人西进，巴人东进形成了拉锯战，而宜都恰恰处在战场的中心位置。所以，宜都的土著居民巴人为躲避战乱，只得远离长江边美好的家园，躲进深山老林里去了。

作者简介：黎泽高，男，1950年正月出生，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专科毕业。宜都市博物馆首任馆长，副研究馆员。